我出去玩甚至不让我过多地下地走动。白天，整个大房子里就剩下我和我母亲两个人悄无声息的喘气声。

　　孤独就是在那个时期悄悄地附身，敏感，从此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种对于一个八岁儿童可以称作是特异功能的本事，被我首先活学活用地用到了我的父母亲身上。于是，我就觉得日子过得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已经颁布实施一一年多了。那部新婚姻法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心是体贴广大青年男女的，把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旗帜鲜明地白纸黑字地写在里头。我就纳闷：作为一个堂堂的海军军官的我的父亲和一个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大家闺秀的我的母亲，他们既没人逼着，也没人赶着，怎么就走入了洞房，并且勤勤恳恳地开始了漫长的生八个活七个的生儿育女的夫妻生活呢？

　　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时已三十多岁了。那时候党和国家还没提倡晚婚晚育，以他那样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磨蹭到这种岁数，是十分可疑的。我父亲对此的解释十分的高尚和堂皇：“这有什么呀，我那时在海军预科学校补习文化，机会难得，哪还顾得上这些个儿女情长的私事？”

　　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很为有这样一位珍惜时间刻苦学习的父亲自豪，以后才知道，原来整个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母亲出生在青岛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家庭。我的外祖父有一家纺织厂，一家洋车行，一家洗染店，一家药店和若于家小饭店。解放前夕，这个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席卷了全部金银细软，把其他财产能卖的全卖了，带着他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一双儿女，逃去了台湾。

　　外袓母一火一急，痰火攻心，半年不到就一命归了西，丢下三个虽已到了法定继承年龄但什么也没继承到的儿女。也是因祸得福，一解放，政府跨踏了半天，好不容易给他们兄妹三个高职低配地定了个城市小业主。真是谢天谢地！小业主在解放了的新中国跟资本家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重量级。

　　母亲那时在外祖父被公私合营了的药店当会计。一天，市卫生局一个穿着双排扣列宁装的姓寇的女同志来到店里检查工作。她一见到梳着两条长辫子长得端庄秀丽的母亲，眼睛就像钉子一样砸进母亲的身上了。她拉起母亲的手，柔着声音问了许多很女性化的问题，像多大啦？有对象了吗？家里都有什么人等等。母亲很不适应这种亲密无间的同志似的谈话，几次想把纤纤玉手抽出来，但寇同志那双温暖的、略带点粗糙的手却固执地攥着母亲的手不放。母亲试了几次，试出了寇同志的固执，也就作罢，由她播着去了。

　　过了几天，寇同志又来了。这次她直扑母亲而来，像搞地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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